李奇 李新民

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中華文明具有獨樹一格的品質。縱觀歷史，在人們熟知的四大文明古國中，唯有中華文明的發展是從中國上古時期至今一直延續下來，沒有文化斷代。今天，中國文化成為同西方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并存的三大主流文化之一。

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創造的，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我們過去經常講到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實際上，從近年來國內專家學者的研究中，把“華胥文化”認定為中國文化的源頭。在2016“首屆華胥文化論壇”發表的“華胥宣言”中指出：“華胥文化是華夏文明的源頭，從華胥到華夏，從華夏到中華形成了一脈相承的中華民族文化。”

在距今近一萬年前的陜西藍田地區，生活著以華胥氏為杰出女首領的華胥氏族團。據考古學界考證，華胥氏族團屬于前仰韶文化時期的母系氏族社會，從古代文獻記載的黃帝“夢游華胥”中這樣描繪了古華胥國的社會生活形態：“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所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摘無痛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林。云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前，神行而已。”這是迄今為止有文字記載的可以稱之為原始共產主義的社會生活圖景。《春秋世譜》明確記載“華胥生男子為伏羲、女子為女媧”。華胥文化包括了華胥氏和她的子女及其后代共同創造的文化，即我們所知悉的女媧文化和伏羲文化，成為緊隨其后的炎黃文化的源頭。如果說，從華胥文化到炎黃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開元時代，那么可以說，我們所熟知的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則是古代中國文化繁榮的時代。中國文化這兩個偉大時代，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堅實基礎。

艱苦創業和集體主義是華胥文化留給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

華胥氏族團生活的年代，是中華民族先民們在同各種自然災害艱苦斗爭，艱難創業的年代。從華胥氏族團不斷遷徙的艱難歷程中不難看出，為了獲得更加適于族團生存與發展的環境，華胥氏族團遷徙的足跡遍布十分廣袤的中華大地，同時也與各處土著居民不斷融合，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初始格局。楊東晨先生提出，一般認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基礎，是黃帝時代初步形成的五個地域性部落聯盟集團，即近現代稱謂的華夏、東夷、北狄、西戒、南蠻等“五大民族集團”。華夏族團的部落皆是伏羲和女媧氏的裔孫輩，伏羲和女媧又是華胥和燧人氏的兒子和女兒，可以說，沒有華胥氏就沒有炎黃二帝。西戎倘自認為是炎帝后裔，北狄自認為是黃帝后裔，東夷系太昊伏羲、女媧的后裔，商蠻在以苗、古越為主體下，也融合了華夏、東夷部分族人，“四夷”在不同的自然環境下形成各自的特點。因此說：“五大民族集團”的形成，在某種意義上是出自華胥氏，“多元一體”之中華民族的初始格局，祖先或根都是華胥氏。從考古年代推算，從華胥氏族團到“五大民族集團”的形成，經歷了至少3000多年的時間。在此期間，華胥氏和她的子女伏羲女媧定規矩、建秩序、制婚嫁、創農耕，出現了中國冶煉、造船、釀酒等技術。伏羲創立八卦，女媧也制造出中國古代早期的樂器。可以說，華胥文化幾千年在中華大地上的傳播過程，同時也是華胥氏族團在向四處遷徙中艱苦創業，在創造新的生活中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國考古發現普遍存在于中華大地上早期文明的豐富多彩，國內學界也曾經論證過中國早期文明的多線性和多樣性。我國的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指出“在充分強調中國早期文明多線性、多樣性的同時，斷斷不可低估這一文明各地區間的共同性、統一性。事實上，只有存在著共同和統一，多線、多樣的各地方文化才作為中國文明的組成部分而存在。”李先生對中國早期文明共同性、統一性的論點，充分表明了華胥文化對中國早期文明的形成所具有的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華胥文化所蘊含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僅傳承至炎黃時期成為古代中華民族的艱苦創業寶貴的文明財富，也是留給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文明寶貴的精神財富。

華胥文化所體現的無為而治，和諧大同的集體主義精神，同樣是中華民族文化中寶貴的精神財富。有文章在比較中西文化的差別時講到，西方文化傳統注重個人自由和權利，中國文化傳統注重集體主義。認為西方文化以法治精神，以制度約束個人行為，保障個體自由和私有財產權利，而中國傳統文化缺乏法治精神，缺少從法制角度對個體自由和私有財產的保護。這種觀點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誤解甚至歪曲。從華胥文化早期形成的規矩，到戰國時期改革家李悝制定的我國歷史上首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經》，到唐代這部我國迄今為止完整保存下來的一部早、完備、影響大的封建成文法典的問世，是所謂對中國傳統文化缺乏法治精神具有力的回答。同時也要指出，從華胥文化和諧大同、無為而治的精神，到春秋戰國時代以仁德治國理念的產生，充分表明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依法治國精神與仁德治國理念對后世中華文明發展的巨大影響。在首屆華胥文化論壇中，彭曦先生《初識華胥國》一文，從文獻記載華胥國的考證入手，并從地名和考古資料出發分析了華胥國的地域及空間。他認為，華胥始祖給我們所留下來的艱辛創業、天下為公、集體主義等精神，對今天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具有強大的啟迪力量。天下為公和集體主義精神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涵之一，首先是華胥文化時代社會發展階段的的必然產物。我們知道，華胥文化時代處于我國母系氏族社會時期，那是我國原始共產主義時期。在那個中國古代先民們艱苦創業的時代，社會生產力十分低下，先民們獲取食物、滿足其基本生活的物質條件十分有限，因此，共同勞作，以集體力量戰勝各種自認災害和生活困境是當時族團生存的基本的也可以選擇的手段。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集體主義精神，這個產生于現實物質生活條件的意識形態，在先民們千百年的艱苦奮斗中，成為中國早期文明偉大的精神支柱，在中國古代先民創造偉大的物質文明進程中，無疑顯現了其巨大的精神力量。華胥文化所蘊含的集體主義精神，是那個年代中社會和諧的精神力量，是順應自然環境，實現和諧大同的必要保障。我們可以把華胥文化的集體主義精神，看作是我們今天社會主義大協作精神的雛形。人類的社會性決定了社會生活中的任何個體自由集體精神的自為之中，世界上從來沒有什么純粹的個人自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把共產主義認為是自由人的聯合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黨的宣言》更是明確指出：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是未來社會更高層次上的集體主義。

回顧新中國發展的創業歷程，我們看到，在新中國建立之初，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度，我國農村經濟從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形態，走上農業合作化的道路，是改變中國落后農村經濟的出路，在這個過程中，始于華胥文化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集體主義精神，發揮出了巨大的精神力量。2016年中國農村深化改革的新政策開始實施之后，中國作家王宏甲根據塘約村的事跡，撰寫了報告文學《塘約道路》。出版編輯指出“塘約道路不僅僅是一個迅速脫貧的故事，塘約的變化是在集體所有制得到鞏固，黨支部的領導作用得到加強的情況下迅速發揮出優勢。前者是經濟基礎，后者是上層建筑，二者的高度統一是當今所迫切需要的。這是在基層筑牢我黨的執政基礎，走一條使每一個農民的切身利益都能夠得到保障的同步小康的道路。”這樣看來，塘約道路是在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農村深化改革過程中廣大農民群眾的自主選擇，這種選擇，再次證明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是農村改革中集體主義精神的偉大回歸，也再次證明了在當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潮中，集體主義精神在新一輪深化農村改革中巨大的推動力量。

如果說，新中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所實現的農業集體化，是從華胥文化的集體主義出發所達到的一個否定之否定，那么到今天的塘約道路，這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發所達到的第二個否定之否定。可以說，華胥文化期初所體現的集體主義精神，在我們新時期的塘約道路中，再次驗證了中國集體主義精神文化不可抗拒的內在力量。　　

包容性、開放性的中國文化精神，是華胥文化留給我們的又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華胥文化在中國上古時期向中華大地的傳播，顯示了中國早期文化多線性、多樣性與共同性、統一性兩者雙重的然而又統而為一的特征。從多線性、多樣性向共同性、統一性的融會過程中，華胥文化包容性、開放性品格所蘊含其中的中華民族文化精神得到了各大民族集團的高度認同。在中華文明歷史的數千年進步和發展中，中國文化的包容性、開放性，表現出了中華民族文化歷久彌新的強大生命力。在中國強盛的漢唐時代，絲綢之路的形成，漢代的昭君出塞，張騫通西域，唐代的文成公主入藏，鑒真東渡等等歷史史跡，都無不彰顯出中華文化的包容和開放的品格，無不彰顯出中華文明的博大胸懷。在其后宋元明清的朝代更替中，中華文化的同化力量，在表現出其頑強生命力的同時，數千年所積淀的內在的特質，一次又一次地徹底征服了征服者。中華文化的包容開放的品格，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同樣有著突出的體現。中國古代的絲綢之路，把中國的四大發明傳播到了西方，而在明清兩代，西方文化也在中華文明的發展中留下了印記。明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李贄、黃宗羲、顧炎武以及對后世影響深遠的王陽明心學等思想流派的出現，以及清代洋務運動的興衰，無一不是中西文化相互影響的結果。有學者指出，當代美國三權分立的體制，同樣帶有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權力相互制衡的影子。明代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使我們看到了中華文明灑向域外的種子所結出的累累果實。有人說，中華文化相對于海洋文化和海島文化，屬于內陸文化，并斷言所謂中國內陸文化的的保守性、落后性，導致了近代中國落后挨打的悲慘境遇，然而上述種種史實，則清清楚楚地回答了這種對中華文化有意或無意的誤判。

華胥文化在歷史傳承中自我揚棄的品質，也同樣體現了中華文化在形成過程中的包容性和開放性。中華文化歷經數千年而愈發顯示出燦爛輝煌的持久魅力，是其在中國文明歷史各個發展階段中順應時勢變化，不斷自我揚棄的結果。從中國遠古母系氏族社會到父系氏族社會，從黃帝到堯舜的禪讓制到夏商周中國奴隸制國家的建立，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到清王朝被中華民國所替代，從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立，中華文化在保留其精華、剔除其糟粕的自我揚棄中，不僅形成了令世人矚目的中國傳統文化，而且融進了近代以來西方的思想文化成果。其中明顯的例證，就是自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形成了具有新時代特色的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從華胥文化傳承至今而形成的當代中國文化，帶有極其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淀，這個文化所造就出的當代中國文明，以其強大的精神感召力，得到了包括海內外所有中華兒女的高度認同。

以人為本的華胥文化是中國民主文化精神的萌芽。

我們注意到，當代世界主流文化，呈現出東方中國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三足鼎立的態勢。從中國遠古的華胥文化到當代的中國文化，我們看不到“神”的影子，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穆斯林 世界的真主，都是至高無上的“神”。因此，我們認為當今世界的三大主流文化，中國文化可以稱為“人本文化”，而基督教文化和伊斯蘭文化，可以稱之為“神本文化”，這是宗教文化所帶有的特質。作為宗教文化，有著嚴格的宗教教義，而缺少包容性的品質，而中國文化作為非宗教文化，在其幾千年的積淀中，以其“真善美”作為人性的核心。因而中國文化對其他外來文化從未有過排斥甚至敵意摻雜其中。當然清代的排外思想是一個個別的特例，其產生有著自身特殊的歷史因素，本文在此不予贅述。而宗教文化，就其本性而論，卻是帶有極其明顯的排外性，這種排外性，不僅表現在對其他文化的排斥上，而且表現在自身內部由于對其宗教教義的不同解釋而帶來的殘酷的內部派系爭斗中。從11世紀之后幾百年基督教內部的迫害的歷史事實中，從20世紀發生的兩伊戰爭中，我們看到了同一宗教內部嚴酷爭斗的史實。我們還看到，近代以來西方基督文化向中國的滲入，實際上是西方勢力入侵進而瓜分中國的前奏曲。近年來我國境內某些地區伊斯蘭清真寺超高速度的建立，2016年長沙基督教主題公園的荒唐亮相，在我國境內出現的文化分離和外部文化滲透的傾向已經相當明顯。這兩種傾向的表現，絕非文化交流，它所帶有的性質，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入侵，是國內伊斯蘭文化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分離，這對于我們正在推進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構成了或公開或隱蔽的挑戰。這清楚地說明，中華民族保衛文化國土的戰爭已經打響了。在這場文化國土保衛戰中，中華文化的人本主義精神，將匯集起全體中華兒女強大的凝聚力，以堅定的文化自信獲得全勝。我們在此無意貶低同中華文化并存的其他文化，只想證明，中華文化真善美的特質中與生俱來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關于中華文化的民主精神，在中華文明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形式的表現，發展到今天，這種民主精神的外在形式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體制。這應當是當代中華文明發展的高形式。其本質的含義，可以用“人民當家作主”來概括。我們感到，中國遠古時期華胥文化所顯示的和諧大同的社會生活圖景，和我們今天所要建立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中華文明即前面發展歷史中如此高度的精神契合。

今天，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作為民族文化之根的華胥文化，對中華文明幾千年的演進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她所留給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是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更加深入地發掘華胥文化這座精神寶庫，將是我們這一代中華兒女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

【作者簡介】

李奇，華胥文化傳承人，西安市華胥文化研究會執行會長

李新民，陜西華胥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華胥文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