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奇 李新民

西安藍田縣華胥鎮有一座“華胥陵”。宋代地理總志載：“藍田為三皇故里，境內有華胥陵”。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文化部即令王振鐸特派專員考察華胥國的古跡遺址，并且指示當地政府：“好好的保護華胥陵，這是中華民族的無價之寶。” 

華胥陵位于西安藍田，自“藍田人”遺址被發現之后，考古發現又證實了藍田存在著從早期猿人到晚其智人的人類發展演化序列。藍田境內文物密度之大，為全世界所罕見。在華胥陵周圍有華胥溝、華胥窯、華胥渚、畫卦臺、女媧谷、女媧堡、媧氏村、三皇祠等人文遺跡。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華胥陵與華胥文化得到了來自全國專家學者的關注，在本世紀初召開的“2001年華胥陵開發論證會”上，與會專家學者對華胥陵的保護和修復提出了中肯的意見和建議，由此揭開了對華胥氏族團及其華胥文化研究的序幕。國內專家學者從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文化人類學、歷史地理學、民俗文化學等諸多角度深入展開了對華胥時代及其華胥文化的研究。2007年以來，全國各地百余名專家學者通過實地考察和深入研討，發表了近百篇學術論文，先后簽署并發布了《藍田宣言》、《華胥宣言》和《華胥文化保護傳承與創新發展倡議書》，高度認可了華胥陵的歷史文化價值，認可了華胥氏這位中華民族始祖母親的地位，認可了華胥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祖根文化的地位。“從華胥到華夏，從華夏到中華，形成了一脈相承的中華民族文化”，華胥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認同之根，是中國人文化自信之源。

我國古代文獻對于華胥時代及其華胥文化的文字記載，自春秋戰國起直至清代，先后持續了兩千年之久。文獻記載最早見于春秋戰國時期的《世本》和《列子》。《列子·黃帝篇》通過“黃帝夢游華胥氏之國”,生動描繪了華胥時代的社會生活情景。漢永壽二年（公元156年）《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碑文明確記載了華胥生皇雄（“皇雄”即指“伏羲”）的太古往事。在《藍田縣志·羲母廟碑》中，同樣記載了伏羲之母華胥氏及其子女伏羲女媧的歷史功績。時隔千年的兩處碑記，標志了華胥社會生活實踐所創立的華胥文化在中華文明史上的歷史地位。

華胥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先驅和代表，華胥氏族團是我國最早的命運共同體，華胥社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華胥時代原始氏族社會生活對春秋戰國思想界的影響，通過“天下為公”“大同世界”而得以傳世。近百年來，中國共 產黨人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大成，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建了獨具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引 領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圖大業。在民族復興的征途中，華胥文化對于增強中華各民族的堅強團結，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義。

華胥文化深刻影響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初始格局的形成。

今天，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五十六個民族和諧共處，用共同的勞動創造著美好的生活。由五十六個民族共同組成的中華民族大家庭，能夠和諧共處的文化基因，源于中國上古時期的華胥文化。國內學界對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從多個角度作了比較深入的探究，認為，到了黃帝時代，在中國大地上形成了五個大的地域性的聯盟集團，即近現代稱謂的華夏、東夷、北狄、西戒、南蠻等“五大民族集團”。指出“五大民族集團”的形成，出自華胥氏，“多元一體”之中華民族的初始格局，祖先或根都是華胥氏。

今天西南西北東北一些漢族和少數民族，雖風俗各異，語音有別，但都尊伏羲女媧為原始祖，華胥氏及其子女伏羲女媧，已經成為當今中華各民族始祖的偉大象征。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伏羲女媧交尾圖，伏羲就生有兩撇維吾爾人的胡須，服飾也帶有維吾爾族的衣著特色。我國一位維族學者歷經多年潛心研究，得出了維（族）漢（族）本一家的結論。華胥氏及其華胥文化得到了應有的歷史認同。

華胥氏族團生活的時代，或由于人口增加，需拓展生存空間，或由于自然災害，需趨利避害，部族不斷地向四處遷徙，據文獻記載，有關華胥氏活動的地域，遍及全國東南西北9個省的20多處地方。從華胥氏的活動到中華民族初始格局的形成，造就了中國古代各民族集團交流融合的歷史。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個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而作為各個民族和諧共處的現代民族國家，各個民族都認同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這是中華各民族和諧共處的基礎。中華民族文化這種多樣性與共同性的統一，應當起源于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初始格局的形成。有學者指出，在中國歷史上，無論怎樣艱難和曲折，各民族都竭力謀求國家的統一，正是這種文化認同力量，多次將歷史上分裂的國家重新聚合在一起，多次推動中華民族由戰亂走向盛世。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發展的歷史上，以華胥氏為根源的五大民族集團逐漸融為一體，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個基礎，同以華胥文化為源頭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密不可分。五胡亂華之后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且不論，即使在中國少數民族統治集團占據主導的元代和清代，中國農業文明及其傳統文化依然占據主流地位。

華胥文化作為中華各民族和諧共處之源，與其形成的歷史條件有關。在華胥氏族團所處的原始共產主義時期，和諧共處的文化基因深植其中，在其后世的傳承中打下了深深的文化印記。我們知道，由于中國文化自華胥文化源起至今不存在文化斷代而延綿近萬年，因而中華民族文化中和諧共處的基因傳承至今天，仍然是當今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使我們深切感受到華胥文化在當時向四處廣泛傳播對中華民族形成的重大歷史意義，感受到我們今天深入探究華胥文化的重大現實意義。

華胥文化是中華民族堅強團結的基石。

在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度中，各民族對國家的認同，源于對國家整體所形成的共同文化的認同。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穩定存在，賴以維系國內各民族團結的共同的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有學者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多維開放的動態結構。我認為，中國文化這種開放的動態的特點，根源于華胥文化。中國古代各大民族集團對華胥氏及其華胥文化的認同，充分說明了中國文化這種開放的、動態發展的特征。當代中國文化，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積淀，又有近代以來外來文化的影響，可以說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流之中，在中國各族人民共同的創造之中形成的。中國文化這種多元統一的性質，古已有之，其根源即華胥文化。從華胥文化演進至今的中華民族文化，對中國社會各民族的影響是至深至厚的，特別是華胥文化和諧包容的品質，團結奮斗的精神，深深地影響了中華文明發展的整個歷史，成為中華民族堅強團結的基石。

自中國古代夏朝建立之后的幾千年中，中華民族內部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相互交織，國家從分裂到統一，從戰亂到和平，民族團結，國泰民安始終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最基本的精神訴求。毛主席在60年前曾經說過，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在社會主義新中國得以真正的實現。然而，新中國建立以來，國內外反 華反 共的敵對勢力妄圖利用宗教和民族問題挑動國家分裂，利用西方文化滲透貶低和丑化中國文化，甚至培植獨立勢力，陰謀肢解中國。總書記指出，對各種滲透顛覆破壞活動、暴力恐怖活動、民族分裂活動、宗教極端活動，要嚴密防范、堅決打擊。

改革開放以來，敵對勢力更多地采用兩種方式來從事其陰謀活動。其一是利用國內少數民族的宗教分離勢力分裂中國。值得特別引起我們重視的是國內外伊斯蘭宗教分裂勢力對中華民族團結的侵蝕。所謂東 突等恐怖勢力公開的分裂破壞活，在國內各民族中已經形成了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態勢，而特別需要警覺的是國內伊斯蘭宗教勢力的民族離心傾向。國內學者披露，目前，新疆清真寺的數量、密度和人均擁有量都已遠遠超過了包括沙特、土耳其、埃及、伊朗等世界傳統的伊斯蘭國家。其數量是中亞5國清真寺總量的近5倍，是世界上清真寺最多的地區之一。新疆清真寺己經遠遠超過了正常宗教活動的需求，這就為分裂分子和宗教極端分子利用宗教進行分裂活動和反動宣傳提供了場所。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科學與無神論研究中心主任習五一指出，我國伊斯蘭教出現的逆中國化傾向，這首先表現在清真概念泛化推動我國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阿拉伯化，第二種表現是興建阿拉伯風格的清真寺日漸成風。如寧夏同心縣國級貧困縣:人口40萬，全縣清真寺390多所，而學校僅有167所。這個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貧困縣哪來的財力建那么多清真寺？!興建阿拉伯風格的清真寺逐步向內陸和沿海大城市蔓延。杭州、深圳、武漢、重慶等大城市以維護民族團結為名，政府出資新建阿拉伯風格的豪華清真寺。第三種表現是宗教傳播向文化教育領域滲透。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對待伊斯蘭宗教分裂勢力的斗爭，必須作為思想文化戰線上文化國土保衛戰的重要戰役。以華胥文化為本源的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文化，就是我們手中維護中華民族大團結的利器。

國內外敵對勢力陰謀好的第二種手段，是利用文化滲透來分裂中國。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國際霸權大力支持基督教新教類型的“破壞性膜拜團體”也在向國內滲透，此類基督教新教團體從境外傳入中國大陸，并以推 翻現存的社會主義制度為己任，不能不引起我們高度的警惕。當下，中國境內的基督教信眾已達到數千萬，甚至有些組織披露，中國基督教信徒目前已經過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中國公民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然而，外來宗教的廣泛傳播對中華文化的負面影響，對民族團結的侵蝕，不得不引起我們的警覺。

在同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激烈較量中，以華胥文化為源頭的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黨領導人民在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始終成為我們無比強大的自信力量。我們今天深入探究華胥文化，就是要用民族文化中和諧共處，團結奮斗的精神力量，構建起中華民族堅強團結新的長城，向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團結奮進。

華胥文化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因。

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 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

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根，源于中國最早的華胥時代的文化，華胥文化精神樸質的品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注入了積極進取兼容并蓄的基因，是中國革命年代和社會主義時代文化自信最深厚的沃土。當今的世界已經進入全新的信息時代，在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世界各個國家之間的政治的經濟的科技的乃至軍事的交流愈加廣泛。然而從國際范圍來看，不同國家從各自的利益出發，對當今中國的和平崛起心思各異，從國內的現實來看，各種文化思潮從不同的角度對人們的思想產生著影響，其中的負面思想也是不能忽視的。在這種態勢之下，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按照總書記關于文化自信的要求，關于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要求，深刻理解習總書記的要求對于堅定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重大意義和對于維護國家統一、社會和諧與民族團結的重大意義。從華胥時代最初的命運共同體到今天中華民族的命運共同體，中國各族人民對偉大祖國，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對中國共 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凝心聚力，堅強團結的標志。華胥氏作為中華民族的始祖母親，華胥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根，是提升民族認同感和文化認同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可 靠的依托和最有力的精神武器。運用好這個武器，辦好中國自己的事，進而團結世界上更多的朋友，共同應對當今世界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華胥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共同的根，是中國文明發展的源頭，是中華民族堅強團結的基石，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因。我們相信，在中華民族前進的在途中，偉大的華胥文化必將以自身豐富的精神內涵和影響力量，為中華文明發展的美好前景，彰顯其歷久彌新的魅力。

【作者簡介】

李  奇，華胥文化傳承人，西安市華胥文化研究會執行會長

李新民，陜西華胥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華胥文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