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剛

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因為她有一個偉大的母親，這位母親就是藍田華胥氏。從中華民族生命起源的意義上講，華胥氏就是中華民族生命起源的元典母親。

歷史為中華民族生命起源提供了一個極為理想的搖籃，這就是秦嶺。秦嶺是中華民族的圣山或祖宗之山，是孕育中華民族生命的起源之地。秦嶺地處東經110--120度，北緯31--32度，是孕育生命理想的自然環境，這里植被茂盛，雨量充沛，四季分明，為生命的起源提供了最 理想的溫濕氣候和土壤。所以，沿著秦嶺北麓，中華民族邁開了生命起源的歷史腳步。2012年，在秦嶺北麓藍田湯峪鎮的湯峪河床里，發現了公元1000萬年前大量古生物的化石，（《三秦都市報》，2012年6月21日）這是繼1963年中科院來陜采集此類化石標本后的又一重大發現。它說明在公元前1000萬年前，秦嶺腳下的藍田處于亞熱帶氣候，極利于生命的生長，已經活動著大量的古生物群，這是揭示人類生命起源一個驚喜的發現。而湯峪河的對面，就是藍田的公王嶺，1963年，在那里發現了公元前110萬年猿人的化石，被中國科學院命名為“藍田猿人”。她是迄今為止中國北方發現的最早的人類猿人化石，號稱“直立人藍田亞種”。這是中華民族生命發展中的重要歷程。“藍田猿人”處于舊石器時代的晚期，那里已經有數量可觀的打制石器的出現，說明古人類已經處于“刀耕火種”的時代，即慕古時期的“燧人氏”時代，而“燧人氏”正是血緣上華胥氏的父輩。由于公王嶺是一個丘陵地帶，不利于植物的生長，限制了這個氏族的發展，使他們不得不邁開向西遷徙的步伐，去尋找更為理想的生命棲息之地。

從公王嶺向西28里，就是藍田的華胥鎮。中華民族的偉大母親華胥氏與她的子女們，就生活在這塊神圣的土地上。華胥氏，是公元前約8000年，中國遠古時期華胥國的女首領，她是伏羲和女媧的母親，炎帝和黃帝的直系遠祖，譽稱為“人祖”，是中華文明的本源和母體，被尊奉為中華民族的“始祖母”即“元典母親”。《竹書紀年前編》曰：“太昊庖羲氏，太昊之母居于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繞之，因而始娠。”殷函、尹紅卿編譯的《史記·五帝本紀》中指出：“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從華胥開始，她是中華民族的始祖母。華胥生太昊，太昊生伏羲、女媧，伏羲、女媧生少典，少典生炎帝、黃帝。”這基本上描述了中華民族遠古時期的氏族譜系。

藍田華胥鎮周圍分布著許多與華胥氏有關的人文遺址和遺跡。如有華胥陵、華胥溝、三皇廟、毓仙橋、阿氏村（媧氏村）、女媧堡、補天臺、人宗廟、磨合山、華胥窯、畫卦臺等。宋家村至今還保存著一塊明代記載“三皇”功績的碑石，碑文正中刻有“古華胥國”字樣，左右兩邊分別刻有“伏羲肇娠，皇帝夢游”八個字。這些都是十分珍貴的人文遺址與實物，進一步印證了《陜西通志》所載：“羲母陵在（藍田）縣北三十五里”的記錄。 從這些歷史記載和實物遺存看，華胥氏所處的時期應該是原始社會母系氏族社會的早期，屬于“民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血緣婚時期，故華胥氏踩巨人卵而生伏羲和女媧。伏羲和女媧又是兄妹通婚，這也符合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文中分析血緣婚制所指出的 “這一時期，親妹妹是親哥哥的新娘，非常的符合道德”的論述。從華胥溝、華胥窯、磨合山的遺址看，這一歷史時期處于農耕文明的初期，并有手工制陶的出現，亦是屬于仰韶文化的體系。由于這一時期發展氏族的生命，對氏族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所以，在華胥氏時期，有“桑園之會”的傳說。并且，華胥地區是一個臺塬，干旱少雨，不利于農作物的種植，但卻盛產甜杏，號稱“華胥杏”。“杏者，興也”，杏與興諧音，這種物候特征正預示著中華民族興旺發達的發展前景。因此，華胥氏是中華民族本源和母體的“元典母親”，是中華民族共同崇敬的“祖母”形象。

華胥氏作為中華民族“元典母親”，還可以從姓氏學的角度進行證明。從姓氏的起源講，人類最早的社會制度是母系氏族社會，故而人類最早發生的是以女性為標志的“姓”。“姓”從“女”從“生”，正說明“姓”是母系氏族社會不同氏族的標志。只是后來以男性酋長為代表的父系氏族社會的興起，才出現了“氏”的不同氏族的社會群體，才有了以“氏”為血統的父系制血緣大家庭。《通志·氏族略》曰：“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妊人（女子）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 學界普遍認為，處于黃河流域上中游的華山方圓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華夏”和“中華”中的“華”字，皆源于“華胥”的“華”。“華”通“花”，言說與華山的蓮花山型相似，而華胥氏族就生息、繁衍在華山之陽。因此，中華民族之“華”源于華胥之“華”，正表明華胥是華夏之根、民族之母。從華胥到華夏，從華夏到中華，形成了一脈相承的中華民族文化，彰顯出了中華民族的同根、同源和血脈親情，也有力證明了華胥氏是中華民族的“元典母親”的地位。

華胥氏是中華民族的“元典母親”的地位，更可以從中華民族的后續發展中得到更為有力的證明。華胥地區的臺塬構造，不利于種植性農業的發展，限制了一個盼望興旺發達氏族發展的天地，迫使他們又一次啟程，去尋找更好的生命樂土。從華胥鎮向西約25里，便是西安半坡母系氏族社會遺址。從華胥到半坡，有這某種生命的邏輯聯系。因為，西安半坡是原始人類在母系族氏族社會發展中最為理想的一塊“福地”。西安半坡母系氏族社會遺址，是1956年發掘的保持最為完好的一個人類母系氏族社會的文化遺址。半坡得藍田山水之助力，依山傍水，背靠藍田白鹿原，有廣袤的黑松林，可以“上山打獵”；白鹿塬下的浐河，可以“下河捉鱉”，而浐河的沖擊平原，可以“耒耜稼穡”，使西安半坡呈現出采集、漁獵、種植多元經濟組合成的社會經濟結構，原始人類因此而獲得了一塊發展的自然樂土。半坡母系氏族社會距今約公元前6000年，處于母系氏族社會的繁榮時期。打磨石器的出現和燒制精美的陶器，使原始人類的生活展現出新的情景，以女性為中心的社會治理制度，使兒童得到了最 好的保護，整個半坡母系氏族呈現出在華胥氏母性光輝照耀下欣欣向榮的局面。半坡的先民們在這里創造了繁盛的“半坡母系氏族社會”文化，西安也因此而享譽世界。

但西安半坡母系氏族社會以女性為中心的社會制度，隨著鐵器和牛耕的出現，以及男性的經濟能力得到展現而讓位給了代表更先進生產力的父系氏族社會制度。這依然是華胥氏關照的結果。從西安半坡向西南約30余里，便是西安臨潼區姜寨遺址。臨潼姜寨遺址距今約公元前5000年，是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的重要階段，也是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的重要標志。相當于遠古的伏羲族傳人“太昊”時期。這里已經有比較發展的精耕農業，剩余農產品的出現，使得家畜的飼養成為可能，已經出現用豬的下顎骨作為財富的象征，說明一方面家畜的飼養已經十分普遍，另一方面，說明交換也已很普遍，出現了用豬下顎骨作為標志的實物貨幣，人類社會又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耕商結合”的嶄新形態。

姜寨的中華氏族已經十分盛大，他們需要更廣大的活動空間，于是他們向西持續遷徙。從姜寨向西180余里。就是陜西武功的漆水，黃帝的氏族就生活在漆水。黃帝，姬姓，生活在漆水之旁，軒轅之丘，故稱“軒轅氏”。由于立都有熊，亦稱為“有熊氏”，是中華民族公認的人文始祖。公元前2697年，20歲的黃帝，繼承了有熊國君的王位，成為氏族首領后，在他的帶領下，有熊氏的勢力得到迅速發展，并形成一個獨立的黃帝部落。黃帝部落在從漆水向東發展的過程中，繼承了神農以來的農業生產經驗，將原始農業發展到高度繁榮階段，使本部落迅速發展壯大。

武功向西再行50余里，就是寶雞的磻溪。公元前約3000年的炎帝氏族，就生活在磻溪。炎帝氏族是一個善于農作的氏族。由于炎帝發現了谷物種植之法，“教民稼穡”，故而號稱“神農氏”。神農為解除民生疾苦，嘗百草，發展用草藥治病；他還發明精耕農業，創造了翻土農具，教民墾荒種植糧食作物；他還領導部落人民制造出了飲食用的陶器和炊具等。后來在勞作中，黃帝部落與炎帝部落聯合在在一起，成為“炎黃部族”，他們在向東、南發展過程中聯合了其他部族，共同組成了華夏民族。從而使中華民族以偉岸的身姿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湯峪鎮---公王嶺----華胥鎮---西安半坡----臨潼姜寨---武功漆水---寶雞磻溪的發展歷程，清晰記錄了中華民族生命發展的邏輯過程，這與《史記·五帝本紀》所描述的“華胥生太昊，太昊生伏羲、女媧，伏羲、女媧生少典，少典生炎帝、黃帝”基本上是吻合的。而在這個發展過程中，華胥氏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因此，華胥氏是中華民族生命起源的元典母親，是中華民族共同的始祖母。

作者：李剛，西北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